Noces à Tipasa

此文太牛掰了，叫我等伪加缪粉丝哭笑不得。

世界上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是人的想象力。

Orz。。。。。。。

摘要：阿尔贝·加缪，这位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法国文学史上的骄傲。尽管他离世已经四十多年，但他的作品、他的思想仍深深地影响着世人。本文通过分析他的作品论述他在荒谬和反抗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及其形成。

关键词：生命，荒谬，反抗

1957年瑞典科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是：“他的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⑴获得这个奖的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加缪。

加缪的确是一个极赋有时代责任感的作家。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作哲学的思考，“思考的正是困扰着整整一代人的问题：面对一个充满荒诞、充满暴力的世界，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行动，如何面对荒诞，如何超越荒诞，如何反抗荒诞。”⑵这些思考使得他的作品反映时代的精神，成为生活的真实见证。他顶着所有的误解，甚至友谊的破裂（与萨特），孤独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尽管萨特和加缪意见相左，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成就。在加缪离世时发表他纪念文章说：“他顶着历史的潮流，作为醒世作家的古老家族在当今的继承者，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纪……他以他那执拗狭隘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对当代大量的丑行劣迹进行一场没有把握的战斗……他始终是我们文化领域里得一支主要力量，始终以他自己的方式体现着法国和本世纪的历史”。⑶加缪对这个充满忧患的世界提出了荒谬和反抗。他大部分作品都反映了这两个主题。在《记事》里，他将自己的作品和计划归类：“荒谬：《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卡利古拉》和《误会》；反叛：《鼠疫》（及附录）、《反抗者》、《卡利阿也夫》。”⑷可以看到他的最重要的作品都在这里了。而然在这些作品的荒谬和反抗中蕴藏着一些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东西——加缪的生命意识。
无论荒缪还是反抗，首先的问题是生命的存在，它们都要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加缪在作品中表现出他对生命的热诚，热爱并珍惜生活。这种生命意识终贯穿着他的一系列作品，具体表现为：存在——生活着；真实地生活——寻求真正的生命；反抗地生活——捍卫生命和人性。

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⑸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一开始就提出了有关生命的问题。《西西弗的神话》虽然是比《局外人》晚出版，但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在这里去考证加缪是先构思哪一篇。或许他是顺应他荒谬的主题，先将《局外人》出版。加缪在此书主要论述了荒谬。他提出荒谬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是最急需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自杀（无论肉体还是哲学）”与否，即“存在”，回答了这个问题。便是回答了要不要生活着的问题。加缪举了伽俐略因为穷困潦倒放弃曾坚持的真理去证明这是最急需回答的问题，他说；“伽俐略因为而遭受火刑是不值得的。”⑹那么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加缪的答案是“Non（不）”。他拒绝肉体自杀，拒绝哲学自杀，认为关键是要活着，以死去逃避生活的无意义是不可取的。“生活的若没有意义，则更值得人们去经历它。”⑺在荒谬里，“荒谬的人只能穷尽一切，并且自我穷尽，”“自杀是一种轻视自己的态度。”⑻这是对荒谬意识上的反抗，也是一种对生命的珍惜。“穷尽其所有，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⑼尽可能地延长生命，不需要任何希望，但不绝望。西西弗便是这样一个穷尽自我地荒谬英雄。他因为热爱大海、阳光、山峦，不愿回阴森地地狱而被惩罚永不停止地滚动巨石。之后，他对这种无效又无意义地劳动没有屈从，而是穷尽自己。加缪最后说：“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⑽加缪其实把他生活的爱恋，对人生，对大自然无比的激情和热爱都寄予了西西弗，即使为了这个热爱，必须历尽苦难也是值得的。

二

“世界是荒谬的”。加缪在《西西的神话》中公然指出，“所以生活在世上的人也是荒谬的”。“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四小时，午饭，又乘电车，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很容易这条道路。”⑾这和西西不停地推动巨石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只是一天又一天重复着一种无效又无意义的活动。这便是荒谬。在这荒谬的世界里，生活是无意义的，没有希望的，人都只是缓期的死刑犯。
加缪的作品描叙的便是这样一个荒谬的世界。面对这毫无希望的生活，加缪并没有让他的主人公们装作视而不见或逃避，而是直面荒谬，寻求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不屈从荒谬的。真正的生命首先必须是真实的。生命的过程便是生活，怎样去生活便是怎样对待生命。
加缪珍惜生命，所以热爱生活，所以不会敷衍生活。他所追求的是真实地生活。而然，在荒谬的世界里，真实早已远离。人们习惯生活在谎言和虚伪中，一旦真实出现，会破坏他们现存的，打破他们的面具。人们视真实为毒蛇猛兽，一律驱赶扼杀。如此要真实地活着必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加缪的《局外人》里的默尔索便是真实地生活着的人，并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沉默寡言，表面冷漠对什么都不在乎。他从不说谎，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也不装哭；不爱玛丽，也绝不假猩猩地对她说爱她；法庭上也没有说假话为自己辩解。他拒绝撒谎，拒绝给自己的感情带上任何面纱，是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他如此真实，以致社会感到受到了威胁，所以他被判了死罪，理由不是他杀了人，而是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流泪。默尔索热爱生活，尽管知道三十岁死或七十岁死关系不大，但他仍然回想着“夏天的气味，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容和裙子”，留恋“夜的气味，土地的气味，海盐的气味”。⑿然而他仍一如既往的沉默，不愿去作任何的改变。沉默是他感到存在的真实，是他对这荒谬的世界的反抗。这种沉默固执，不妥协，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都不变。默尔索始终坚持他的真理——真实地生活，至死不愧，他在临死之前仍然觉得是幸福的。
加缪对这种真实的追求显然是有心的。他曾在此书的美国版前言中说过：“默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这正是对真实地生活的激情，执着的追求。

三

荒谬的世界里没有希望，没有上帝，清醒的荒谬者们要真实地生活，就要拒绝现存的世界，以挑战的态度对待荒谬：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反抗使生命有了价值，它贯穿着生命的始终。
《局外人》和《西西弗的神话》的反抗是意识上的反抗，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或真实地生活，而到了《鼠疫》，反抗便是以行动的形式出现，且已不是一个人而是集体的反抗。鼠疫的发生，直接威胁到了每一个人的生命，只有都起来反抗，才能战胜鼠疫，捍卫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尽管他们各有不同的反抗形式，但都能努力地挽救生命，阻止死亡，最终都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在这里，鼠疫代表代表欧洲纳粹，也代表了一切的恶。世界充满着“鼠疫”，尽管战胜了鼠疫，但“鼠疫杆菌不会死也不会永远消失”。所以在如此荒谬的世界里只能反抗地生活从而取得生存和生命的尊严。
加缪赞成反抗，但反对革命，在《反抗者》里他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在加缪看来，反抗与革命是不同的。反抗是适度的，革命是过激的；反抗是合理的，道德的，革命是罪恶的，非道德的。革命使用暴力和恐怖，导致血腥的杀戮，剥夺了人生活的权利。他的这种思想是得《反抗者》一出版，就招来四面八方的。加缪被诬蔑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和贫穷，甚至导致了他与萨特的友情的破裂。即使如此，加缪仍认为《反抗者》是他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从加缪的意愿来看，《反抗者》显然不是从政治上阶级观点出发，而是从道德上的人道主义出发。加缪反对革命，是因为革命的过激性，它将杀人合法化。这样革命的暴力和恐怖将生命置于真空下，完全没有保障。生命与人性在加缪看来是最高价值，反抗和革命必须以尊重生命和人性为前提。而革命从某方面来说和战争一样是对生命和人性的一种。加缪强烈的生命意识要他默许革命是不可能的。反抗革命正是捍卫生命和人性。
早在《正义者》里，加缪就以肯定的形式赞扬反抗。《正义者》里的进行恐怖活动的革命者，其实骨子里的思想还是反抗思想。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生活，是为了给生活增添希望，是为了创建一个永远不再有杀人的世界。”⒀他们热爱生活，不愿杀人，但革命逼使他们不得不去杀人。即使如此，他们也绝不为了革命而杀害无辜者，所以他们因为有两个孩子和大公夫人在车上放弃第一次暗杀大公的机会。他们将生命的价值凌驾于革命之上，认为倘若炸弹炸死儿童的话，那么革命就该受到诅咒。最终，卡利亚耶夫也是以自己的生命赎回暗杀的耻辱，以生命的代价换取自己夺去的生命，捍卫生命的尊严和价值。

加缪在作品里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一个生命的捍卫者。

四

“我与我同时代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锣密鼓中长大成人。从此，我们的历史再也没有停止过杀戮，非正义和暴力。”加缪的这段话正是他那一代人成长环境的真实写照。⒁在战争成长起来的加缪，看到战争的残酷，生命在战争中遭践踏。特别是他父亲也是死在一战的战场上，这使得加缪更加厌恶战争。由于父亲的死，家中更是贫穷，母亲只能带着加缪两兄弟去贫民窑和他外婆住在一起，靠母亲帮佣维持一家的生活。童年时期的贫困和艰难没有使他丧失信心，相反地中海的阳光，大海给予了他生活的激情，教会了他热爱生活。他对大海、阳光的热爱反映在他的作品里有很多，西西弗、默而索都带有这种热爱。但生活的艰难并没有放过他，由于不良的生活条件和营养的缺乏，他染上了肺结核。“死亡的威胁深深地侵袭着他，体会到了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死亡的体验使他更珍惜生活，珍惜生命，生活的激情更加强烈”。⒂这些生活经历奠定了他生命意识的基础。

1945年二战爆发。法西斯疯狂的杀戮和惨无人道的暴行带来了后果，摧毁了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人的尊严和价值也在战争中丧失贻尽。加缪作为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和见证人更是深深体会到了这些情感。他写的《鼠疫》正是代表了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反抗鼠疫，就是抵抗法西斯，捍卫生命和人性。

而在反抗法西斯期间，苏联的大清洗运动，政治集中营等问题也日渐暴露出来，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些过激的革命行为一样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与践踏，再加上受希腊节制思想的影响，加缪更加坚定地反对苏联，反对革命，将纳粹德国和苏联相提并论。不能说这是加缪的局限，他只是从生命意识出发而已。苏联前期出现的这些行为及过激革命所带来的死亡是他不能默许的。强烈的生命意识使他不能承认任何形式的暴力和杀戮。但其实加缪又知道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在他与让`格勒尼埃通信中，他说：“我相信暴力是无法避免的，占领时期教会了我这一点，因此我不说要消灭所有的暴力，这当然是人们所期待的，但也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我只说应该拒绝绝对暴力合法化，无论这种合法化是来自专制国家的理由还是来自某种极权哲学。”⒃由此，严格地说加缪并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专制和无理的杀戮。

加缪厌恶杀戮，反对死刑。死刑问题贯穿在他的作品中，都是以有关他父亲的一件事为依据，这是他从小就听人讲过的。在《局外人》里可以看到这个情节，默而索曾听他母亲对他说过，他父亲曾经去观看过处死人犯，回家后就呕吐了。在《鼠疫》中又提到达鲁因为父亲是法官而观看处决犯人的场面，从而改变了他的思想。这是加缪父亲亲身经历的。而之后他就以此作为《关于断头台的思考》的开头。《关于断头台的思考》直接提出反对死刑，他在里面说：“在明天统一的欧洲，……取消死刑应是欧洲法典的第一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如此。”⒄《关于断头台的思考》可以说是加缪作品中表现的生命意识的一个总概述。
加缪是个言行一致的人，在他的作品中宣扬这种生命意识，行动上他也一直热爱生活，呼吁人们要珍惜生命，废除死刑，并为捍卫生命而反抗。

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到美国的访问交流直接影响了许多美国人对存在主义的兴趣。除了《党人评论》、《观点》（View）这样的前卫超现实主义杂志也刊登了不少与存在主义有关的文章，如菲欧利（Wallace Fowlie）的《存在主义戏剧》，萨特和热内作品的翻译，还有加缪《局外人》的节选。梅厄斯（John Bernard Meyers）曾这样描述《观点》读者的兴趣转向：“一天下午，查利说，‘我觉得超现实要过时了’。我问他，‘那么什么正时兴呢？’查理说，‘存在主义，是存在主义’。”

萨特特别借以美国如何看待存在主义。一方面，萨特要强调，存在主义与欧洲二十世纪的人道灾难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存在主义的基本价值关怀和问题意识（自由、选择、责任、人的异化、焦虑、虚无和荒诞等等）都植根于与此有关的生存困境和人生体验。欧洲人看美国缺乏存在主义土壤正是针对美国政治的相对民主稳定和社会的相对和平富足而言的。另一方面，萨特又担心，把存在主义与欧洲二次大战前后的苦难经历相联系，会使存在主义变成一种受历史时空限制的哲学。一九五零年，萨特发表《一份欧洲独立宣言》时，他强调的正试吧存在主义转化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潮流。

萨特从他的美国之行深受触动的是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在冷战问题上的政治和文化分歧。他不愿意看到美国知识分子把存在主义时尚化，更不愿意把存在主义与极权政治苦难联系起来，以免政治败坏了存在主义。萨特猛烈批评美国的资本主义科技决定论和麻痹人们意识的大众文化，在这一点上和当时法兰克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颇为相似。但萨特的批判更有政治抱负，他坚持，欧洲“与其夹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争来夺去”，不如走出一条独立的道路来。萨特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六年与法共的合作和对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容忍，都在事实上否定了他自己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说法。

萨特队存在主义在美国命运的种种担忧，其实都没有发生。考特金指出，在美国的本土生活经验中，其实早就有种种关于存在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在美国可以发现一种没有存在主义者的存在主义。它和欧洲的最具积极意义的存在主义有内在的相似，例如，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使用哲学中有一种面对现实的坚韧，它面对荒诞，却不接受荒诞，平衡欧洲存在主义沉重阴郁和绝望的正是美国人的乐观主义。又例如，美国的社群观念使得萨特式的“旁人是地狱”就有可能转化为“人性化的群体”，美国的新教道德充分肯定了存在主义的先验伦理和存在伦理。

美国人的特定传统和性格并不必然成为生存价值和自由意识的障碍。美国物质丰富，但美国人并不人人是物质主义者。美国人缺乏文化根基，但并不缺乏文化资质和悟性。美国人城府不深，但并不傻；少心机，但并不愚蠢。美国人乐观，但苦难意识并不迟钝。其实，苦难经历并不一定给人带来存在意义的自觉反省和选择，遭遇困境也不一定历练人的自由和责任意识。太多、太深重、太长久的苦难和异化有时反而使人变得淡漠麻痹，狡黠油滑，逢场作戏，犬儒虚无。在不允许自由思想的环境中，他们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并不把人的存在的真实、价值和意义放在心上。物质和文化，肉体和精神，其实都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

一九四六年二月底，萨特写信给波伏瓦说，“我想回国，多箩丽丝的热情和（不断的）演讲快把我累死了”。但是萨特说，他不得不延迟回法国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钱的问题。这次回来，他不想再搭海轮了，他要坐飞机，而且还要买些东西。加缪在美国因为“热水浴和维生素，体重有所增加”。他还寄了一些物品回家，“一个八十公斤重的包裹里装了三公斤食糖，三公斤咖啡，一公斤半面粉，二公斤大米，三公斤巧克力，一公斤半婴儿食品，十四公斤肥皂和其他物品”。加缪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离开美国，他是搭乘海轮回法国的。

此文摘自　《读书》　２００５年第七期

萨特与加缪的美国之旅 pt2

波伏瓦一九四七年初到达纽约开始她的访美旅程，《纽约客》杂志称她是“最美丽的存在主义者”和“第二号存在主义者”。尽管波伏瓦一向看不起美国的物质主义，但对美国的文化生活却很欣赏，她尤其喜欢美国的爵士音乐。据菲利普斯的回忆，当时美国知识界常常招待波伏瓦，但相处下来，对她的印象并不好。他总是给人“武断，甚至咄咄逼人”的感觉。他往往“快速、轻易、几乎不假思索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菲利普斯“觉得她谈存在主义时简直油腔滑调，怀疑她是不是真的在谈存在主义”。菲利普斯回忆道：“我又一次半开玩笑的问她，她最常感觉到的是哪一种焦虑（angst）。他像女运动员那么爽朗的答道，她什么焦虑都没有，她很快乐，也很适应美国生活，一个钟点的觉也没少睡。我没说什么，只是心里对这些巴黎来的存在主义者的焦虑颇为纳闷，不明白他们的焦虑和克尔凯郭尔这些人说的焦虑有什么联系。”

波伏瓦记录了自己访美的印象，先是一篇题为《存在主义看美国人》的文章（一九四七），后来写成一本书《美国日记》（一九五三年翻译成英文）。他用“存在主义”的标准去评价美国人的内在生活和外在生活。问道：美国允许个人“正视存在的合理吗？”美国允许个人去寻找“生存的正当理由”吗？波伏瓦必是美国的物质主义，对自问的自答当然是否定的。在波伏瓦眼中，美国人一心追求物质财富，缺乏对生命的“重大关怀”。美国人不愿进行高精神层次的讨论，思想幼稚，在存在的意义上害怕自由。不过还算好，她寄希望与下一代美国人，希望他们能领略“生活的悲剧意识和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

波伏瓦很看不起美国的思想家，觉得他们目光狭隘，全然不懂如何欣赏欧洲文学，只知道“一心仇视斯大林主义”。她称自己和美国知识分子很难沟通，“他们只顾自己说话，根本不听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她评论那些在纽约接待过她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思想贫瘠。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没有读者，没有政治影响，没有热情，所以他们憎恨生活，不只是憎恨文学中的生活，而且也憎恨在任何地方可能遇上的生活”。

和波伏瓦杰出的美国知识分子对她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和精神导师派头当然不会没有知觉，也当然不会痛快。菲利普斯认为是波伏瓦自己对美国的了解太浅薄，她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美国，把美国看成一个“在阶级斗争中垂死挣扎的帝国主义国家”。他回忆道，“波伏瓦谈大多数问题时都很奇怪的混杂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词汇，像是萨特言论……的简易版本”。她第一次遇见菲利普斯就问她如何打地铁去纽约的一个叫做Carnarsie的地方。我告诉他，Carnarsie没有工人，和法国不一样，在美国没有工人区，工人一般和中产阶级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无论我怎么说，也没法去除她头脑中的理论成见，只要不符合她的理论，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进”。菲利普斯很纳闷，波伏瓦既然要看工人区，为什么不倒底特律这样的工业中心去呢，后来才明白，波伏瓦一定是读了多斯·派索斯（Joan Dos Passos）早年的小说才知道Carnarsie的。

巴瑞特也回忆道，“我有时弄不懂。既然波伏瓦对我们和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有如此确定的看法，她又究竟为什么要到美国来。也许只是为了给头脑中已有的景象添加一些细节吧”。在纽约知识分子圈中负有盛名的作家和批评家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说，波伏瓦本来就是带着文化成见来美国的。在波伏瓦看来，美国“早就已经成为过去，美国早已僵死的不得复生，……典型的美国人根本不是（存在主义自称的永远关心的）个人，而只是一群火星人，一群科幻小说中的怪物”。

就在他撞到树上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自我追求与自我寻求答案；我不相信在那光明的一瞬间他已经找到了答案。因为我不相信答案能够被找到。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求，被永恒地寻求，而且总是由人类荒谬的某个脆弱的成员来完成这个使命。这样的成员从来也不会很多，但总是至少会有一个存在于世界上的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了。

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包含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荒谬性。但要学会把这桩残缺不全的业绩看作一桩完整的业绩。对于突然袭击他的死亡，加缪的人道主义历来抱有一种合乎人情的态度；他对幸福的骄傲的追求，历来包含和要求不合人情的死亡的必要性。根据这一精神，在他的业绩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他的生活中，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为迎接未来的死亡而争取生命的每一瞬间的纯洁的和所向无敌的尝试。